廖高会专栏
《重庆之眼》书影
导语
“革命”与“恋爱”是现代小说创作常用的基本元素才子佳人携手决斗颠覆想象，“革命”加“恋爱”则是常见的结构模式。如何创新性地启用这些传统元素或模式，并赋予它们新的审美品质和时代精神，则是文学创作实现自我突破与创新发展的一种有效路径。范稳长篇新作《重庆之眼》在对传统文学元素和模式进行创造性使用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功。
一 、历史叙事中的文学原型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略者继南京大屠杀后的又一屠城之举，范稳的长篇小说《重庆之眼》以特定的叙事视角引领读者重返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现场。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重写民族苦难史，激发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面对历史，人们要么回避、要么遗忘，要么戏说，要么歪解，要么娱乐化，要么神秘化。
任人评说的历史
而范稳在《重庆之眼》中呈现出严肃、凝重的创作姿态。他试图通过艺术形式还原历史真相，抵御人们对历史的遗忘，并“廓清往昔岁月中的剧情，来强化生命中的美与崇高，苦难与坚韧。”（范稳《重庆之眼》）但范稳并没有把历史叙事局限在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视界内，而是在彰显民族文化或国族精神的同时，拥有了开放的叙事视界和全球化的叙事气度，去追问或逼近历史的真实。
重庆大轰炸
对于历史叙事，海登怀特说过，“一个历史学家作为悲剧而编排的情节,在另一个历史学家那里可能成为喜剧或罗曼司”（1）。对于文学叙事同样如此，相同的历史材料可以形成不同结构形式和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学文本。和同类抗战题材相比，《重庆之眼》在意识形态方面超越了单纯的民族主义，小说三条主线中的一条便是日本开明人士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等帮助大轰炸受难者向日本政府索赔，对这种国际主义情节的叙写表明了作者具有全球化意识和全人类的视野。这种高瞻远瞩的胸怀与宏阔的叙事视界也是当今中华民族大国胸襟和民族自信的体现。
反歪曲历史
有了这种博大的胸襟和囊括天下的叙事气势，作者便把民族情感（爱国主义）、人文情怀（人道主义）、人类关怀（世界主义）等融为一体，它们共同组成了小说的三维立体艺术空间。但这个艺术空间的建构却是复杂的，它涉及到作者对传统资源的化用和叙事技巧的创新。新批评理论家弗莱说过，“文学可具有生命、现实、经验、自然、想象的真理，各种社会条件，或才子佳人携手决斗颠覆想象你愿意加进内容中的任何东西；但是文学本身不是由这些事情所构成的。诗歌只能产生于其它诗篇；小说产生于其它小说。文学形成自身，不是从外部形成才子佳人携手决斗颠覆想象：文学的形式不能存在于文学之外，就像奏鸣曲、赋格曲、回旋曲的形式不能存在于音乐之外一样。”（2）
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是形成于文学自身
弗莱认为文学文本的形式与文学内在的传统或原型有关，因而作为文学文本的《重庆之眼》之所以存在，不仅因为有了大轰炸这样历史事实以及由此而想象出来的人物、情节及环境等，而且因为作者对文学传统或文学原型进行了参照、借鉴、融合与创新。《重庆之眼》对先前文学文本的参照与借鉴较远可以追溯到才子佳人小说，近者可以追溯到“革命+恋爱”式的普罗小说、17年革命历史小说和90年代新革命历史小说。
《重庆之眼》的成书，不仅是基于大轰炸这样的历史事实，而且文本自身的形成是在对传统文学模式的继承和创新之上
二、对“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借鉴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为常用的关键词之一，革命历史也成为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叙事题材。而对革命历史的叙写常伴有作为修辞手段的爱情。较为典型的是20世纪20、30年代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代表作家如蒋光慈、洪灵菲、丁玲等人。对于“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茅盾总结出三种类型才子佳人携手决斗颠覆想象：“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3）。但无论哪种类型，就整体而言，“革命”才是符合时代主潮的主要叙写对象，而“恋爱”更多是以一种修辞策略或手段存在的。尽管有的“革命+恋爱”小说重心偏向恋爱，但结尾时革命话语最终以绝对的主流意识压倒了恋爱话语。恋爱与革命冲突也罢，与革命相适应也罢，都处于从属地位（4）。
在“革命+恋爱”的文学模式中，恋爱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比如洪灵菲的《前线》中霍之远与林妙婵之间的爱情已经热烈到了沸点，相互之间冲突少而显得非常和谐，两人“似乎已经是由痴情上的结合,达到主义上的结合一样。他俩的意识和行动现在完全是普罗列塔利亚化了”。他们要“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无论多少爱情的叙写最终都从属并服从于革命的需要。17年期间也有不少将革命与恋爱相结合的革命历史小说，比如《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其中的恋爱仍然是作为讲述革命历史的一种修辞手段而存在的，革命仍是小说叙事的主体。
《前线》书影
90年代出现的新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与恋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革命英雄不再对情欲进行贬低或压制，婚恋不再与革命发生冲突，而是成为展示革命者世俗性情的修辞手段，并以此丰富人物性格。不过，作为展示自然人性丰富层面的爱情修辞叙事仍然是革命叙事的补充。如都梁的新革命历史小说《亮剑》，虽然用了很多笔墨写李云龙的爱情，但是爱情的叙写只是为了展现李云龙性格的人性层面，爱情仍没能上升到小说内容或结构的主体性地位。
《亮剑》剧照
总之，在20世纪将革命与恋爱相结合叙写的小说中，革命与恋爱两大叙事元素或相互冲突，或者相互补充，但恋爱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恋爱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或用以促进革命，或成为革命的诱因，或成为革命的奖赏，或用以展现革命者的世俗性情，使人物形象真实丰满。
恋爱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重庆之眼》叙写了三大事件，一是重庆大轰炸，二是蔺佩瑶、邓子儒和刘云翔三人的爱情故事，三是大轰炸受难者向日本政府索赔。其中以蔺佩瑶为中心的爱情叙写贯穿了整个小说，爱情叙事把重庆大轰炸与对日索赔等情节进行了巧妙的关联。就爱情而言，官家小姐蔺佩瑶、富商才子邓子儒、抗日英雄刘云翔形成了一组三角恋关系。小说以刘、蔺之间的初恋始，随后遭到家庭阻挠，然后是邓的插入，最后以刘、蔺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束。这种叙事结构与才子佳人（英雄美女）传统小说模式类似。同时《重庆之眼》中采用了革命（民族革命或战争，以下同）与恋爱相结合的叙事方法，与20世纪不同时代的“革命”与“恋爱”相结合的叙事模式都有相似之处。因而可以说，《重庆之眼》在叙事结构上受到了才子佳人或“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影响。
左图为“才子佳人”模式小说代表作《玉娇梨》，右图为“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青春之歌》
在《重庆之眼》中，尽管刘海（后改名刘云翔）始终抱有民族革命情感和抗战志向，但他身上仍然存在着以革命弥补爱情挫折的心理。刘云翔立功后遇到了蔺佩瑶，作了如下自我介绍：“请不要称我为大英雄，我叫刘云翔，刘备的刘，云天的云，翱翔的翔。这是我的现在的名字，也是我战死后的名字。”此话表面上是想让蔺佩瑶死心，实质是刘云翔不能忘情的心理映射。刘云翔重见蔺佩瑶后，埋藏心底的恋情复燃，只是心底的波澜为军人训练有素的冷静所压倒，但其爱情的挫败失落感仍于其言语间流露出来。刘云翔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除了爱情，还要爱国家。”很明显，爱情在刘云翔心中居于首位，爱情受挫便只好到革命战争中求得补偿。后来，蔺佩瑶和刘云翔在邓子儒的家宴上再次遭遇，情感受挫的刘云翔感到人生的残酷与荒谬，“那时，他想：我还是赶快战死吧。”刘云翔难以承受爱情生活中的残酷现实，希望战死疆场，这无疑也是爱情受挫后以革命获取补偿的心理表现。后来，刘云翔成为空军战斗英雄，重获蔺佩瑶的爱情，这爱情既是对刘云翔受挫心理的补偿，也是对刘云翔民族革命中英雄行为的奖赏。因而《重庆之眼》中刘、蔺二人的爱情叙事，无论与“革命+恋爱”式的普罗小说，还是与17年期间的革命与恋爱结合叙事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皆有着不同程度的重合。
爱情受挫时从革命中寻求弥补
《重庆之眼》虽然是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叙写，但其中具有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刘云翔作为革命英雄，不再是抽象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符号，而是具有世俗欲望的有血有肉的常人，他为了爱情宁愿被装入猪笼沉入江底。当蔺佩瑶对刘云翔主动示爱和进行性欲表白时，刘云翔每到危险时刻能克制自己，这种理性的克制不再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而是自己太珍惜爱情的纯洁。革命不再是英雄唯一的存在目的，世俗生活特别是爱情对英雄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革命。蔺佩瑶更是以自我爱情为中心来处理各种关系，其身上呈现出更加浓郁的世俗性色彩。邓子儒作为一位商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解放诉求，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但邓子儒也追星捧角，也试图玩婚外恋，他的革命行为常常是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也因此为日常生活气息所包裹。
和“水浒群像”相类似，《重庆之眼》三个主人公形象也带有较强的世俗色彩
可以说《重庆之眼》中所具有浓郁的世俗色彩与90年代出现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具有一致性。同时，蔺、刘、邓三人的爱情叙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了取悦大众迎合市场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革命与市场之间的缝合，因为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必须直接缝合‘革命’与‘市场’的异质性逻辑，使革命激情得以顺利进入市场时代，从而达成对于‘革命’与‘市场’的双重认同”（5）。当然，这种艺术效果或许也只是存在于小说叙事的潜意识之中。
文学形象的塑造与市场相结合
由以上分析可见，《重庆之眼》的叙事模式与普罗小说、17年革命历史小说以及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中“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叠合。但《重庆之眼》绝不是对前面三者的简单重复，它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创新与超越性。
“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新变
在普罗小说与17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与恋爱是不对等的，革命是叙事文本的骨架，也是革命叙事的旨归，爱情是叙事文本的附属物，也是革命叙事的修辞手段。即使是90年代的新革命历史小说，虽然恋爱与革命不再冲突，共同为展现人物复杂性格服务，但爱情仍处于叙事的从属非主体地位。而《重庆之眼》中，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交错进行，二者之间不再是从属关系，它们相互缠绕交融而均为主体。
“革命”与“爱情”相互缠绕交融而均为主体
邓子儒和蔺佩瑶的恋爱源于抗战中的募捐，二人的婚礼又遭遇日机轰炸和破坏，婚后生活也被大轰炸的阴云所笼罩，他们的婚恋还受到抗战英雄刘云翔的干扰。恰恰是在大轰炸的战斗中刘云翔战功显赫成为重庆万人敬仰的英雄，连邓子儒也对其赞赏有加，因此获得了与邓子儒爱情竞争的实力。所以如果没有大轰炸，那么邓子儒与蔺佩瑶之间的婚恋波折也许不会出现。正如邓子儒所感叹那样，“如果不是战争，祖辈父辈打下的基业足够他大展宏图，如果不是战争，爱情怎么会如此支离破碎、家庭又怎么会这样风雨飘摇？如果不是战争，他这样日进斗金的商人，怎么会走火入魔地写什么空军英雄，引狼入室？这该死的战争才子佳人携手决斗颠覆想象！”邓子儒对战争的声讨切肤透骨，战争成了邓子儒等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梦魇。所以他们的婚姻始终和大轰炸历史纠缠交织，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受害于大轰炸。
爱情发生在重庆大轰炸的背景之下
就刘云翔与蔺佩瑶而言，两人因日本侵略而激发出共同的民族情感，从而使二人心心相印而成为恋人，只因家庭阻挠而分离，后来刘云翔立功归来重见蔺佩瑶，两人旧情复燃后正准备私奔延安时，却又因日机的轰炸丧失了机遇，致使爱情再次遇挫。刘云翔和蔺佩瑶之间的爱情始终与战争相关联，战争对爱情的创伤和灾难性的影响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中得到了展现。刘云翔两次感情受挫后都离开蔺佩瑶加入了民族革命战争之中，成为一名空军英雄，虽有爱情受挫谋求补偿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刘云翔展现出了超越狭隘的儿女私情的一面。小说在刘云翔驾着战机翱翔云天时有这样的描写：“那个时刻刘云翔只有自豪，没有感伤。为了让自己的恋人有一方和平的天空，即使战死他乡，又何足惜。”正是革命战争与世俗爱情的融合叙事，在某种程度上缝合了革命与恋爱之间的裂痕。因此《重庆之眼》中的革命历史与婚恋生活始终交融在一起的并成为叙事的主体，这正是其超越“革命+恋爱”式的普罗小说、17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地方。
爱情不只作为革命的附属品，在《重庆之眼》中，爱情与革命相互交融
《重庆之眼》尽管也采用了三角恋爱的叙事模式，但小说把世俗情爱融入民族大爱之中，从而超越了传统苦情戏或悲情戏的狭隘叙事模式。从爱情层面来讲，邓子儒与刘云翔是情敌，他们的情斗最后发展到举枪相向的程度。但二人存在着建立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基础上的兄弟之情。邓子儒一家8口人在大轰炸中丧生，而刘云翔父亲为日本人杀死，家乡被侵占，二人心灵之中都深藏着国恨家仇，都有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切肤之恨，共同的民族情感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义。尽管刘、邓为了爱情可以舍命相搏，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存亡时刻，他们并没有沉迷于私人情感，二人枪响之时，邓子儒举枪向上，刘云翔放的是空枪。民族情感与人性善良最终战胜了个人情感的自私与狭隘，也展示出了中国男儿的浩然正气和博大胸襟。
儿女私情在家国之恨前烟消云散
小说把爱情纠葛与民族革命战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使大轰炸的历史得到了真实的还原，还重现了这段历史过程中日常生活情感，从而让读者触摸到了以往历史叙事中被忽略了的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经验和情感结构。范稳拥有一双独特的艺术之“眼”，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极大破坏性和极度残忍性，看到了以爱情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恒定与坚不可摧，特别是重庆人民在轰炸后迅速恢复日常生活的那种坚韧、自信与乐观。因而爱情叙事和战争叙事恰恰成为《重庆之眼》还原历史真实的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重庆之眼》中正是把爱情为主的日常生活书写与大轰炸的现场展现作为小说展示历史真实的两大支柱，才使得爱情叙事与革命（战争）叙事交相融合，浑然一体。
在《重庆之眼》中，作者将革命和爱情作为还原历史的两根支柱，使得爱情得以和革命处于相同的地位
《重庆之眼》另一条线索是战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索赔。索赔事件发生在抗战结束后的21世纪，但作者没有按照正常的时间逻辑来结构小说，而是把爱情、大轰炸和索赔事件作为三条主线交错进行。这种叙事结构使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从而形成了闪回式叙事，即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重回历史现场，对历史进行追叙，历史的真实性通过亲历者或见证者的重叙得到了强化。《重庆之眼》关于战争的描写，主要集中写了几次重庆大轰炸，包括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端午节龙舟竞赛大轰炸，话剧《龙城飞将》上演当日的大轰炸，造成重庆大隧道灾难的1941年6月大轰炸。对大轰炸历史，除了直接叙事外，更多是让亲历者进行回忆性的叙事，以展现大轰炸的惨烈残酷，以及战争给重庆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不仅有空军英雄刘云翔讲述自己战斗的经历，而且还有日本侵略者川崎对大轰炸过程的讲述，另外，还有受害者代表蔺佩瑶、邓子儒等人的追忆，这样便从不同的视角呈现出大轰炸的历史现状，使小说具有了更加真实的历史现场感。与此同时，小说叙事者还把属于自己的或者人物的主观情绪通过这些亲历者的闪回式叙事得以传达，从而赋予小说深沉的民族情感和人道情怀。实际上，作为索赔事件相关的亲历者的回溯性叙事，对重庆大轰炸和爱情生活形成了某种包裹式的结构，但这种包裹属于同一叙事层面的卷轴式包裹，而索赔事件正是包裹的表层结构，只要逐一打开，便看到了历史真实的内核，而作为引入爱情与轰炸的索赔事件却又被纳入到了历史真实的整体之中，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幅贯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卷。
通过亲历者回溯历史的方式进行叙事
这幅历史长卷始终贯穿着对战争的反思和难以消除的战后创伤感。小说不但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革命英雄形象，也展现了战争的疯狂与残酷，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因而小说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代表向日本索赔事件的叙事，便不仅仅是出于结构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激发人们对战争的反思和警惕。这种有意识的反思和警示恰恰是不少同类题材的作品所缺少的，这也是《重庆之眼》对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在思想内容层面的一种突破与创新。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是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作为战争题材的小说，作者并不对战争场面进行大肆的渲染，而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以爱情为契机，展现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灾难式影响，从而对战争的罪恶进行控诉，并激发人们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如在大轰炸中重庆人民举办龙舟竞赛、纪念屈原的“诗人节”、话剧创作与演出等，这些战争中的日常生活或者特殊文化活动叙写，彰显了中华民族凛然正气和坚不可摧的抗战意志。在龙舟竞赛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时，小说写道：重庆人民宁愿抛洒鲜血、牺牲生命也绝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面对敌人如雨倾泻的炸弹，面对死亡狰狞的面目，重庆人民仍然迎风而立，勇往直前，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勇气。作者采用了浓郁的抒情笔调，抒写出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和血染河山的民族气节。在每次大轰炸之后重庆人民便迅速地恢复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与其说是民族性格的坚韧，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必然趋势，是恒常生活中人们抵抗苦难命运的坚韧与力量，这也是历史主潮之中的永恒的主流。邓子儒和蔺佩瑶以及刘云祥的爱情作为日常生活的叙事主体，代表了重庆人民对日常生活的坚守与不屈不挠的坚不可摧的生活信念和抗战精神。正如邓子儒鼓励备受战争创伤的蔺佩瑶时所说，“花儿谢了会再次开放，月亮缺了会再圆。我们的生活是它小日本炸不垮的。”以爱情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的叙事恰恰展现了重庆人民强大的生存能力和乐观自信的民族性格。于是，特殊的历史事件与恒常的日常生活交相辉映，从而还原了历史的真像，逼近了历史的真实。因而，《重庆之眼》以恒常的世俗生活为主体，将非常态的战争嵌入其中，来揭示战争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坏与创伤，从而引发人们对战争的反思与警惕，这也是《重庆之眼》超越以往“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创新性叙事。
难以弥合的叙事裂痕
《重庆之眼》通过对历史材料与感性经验、情感结构的融合叙写，既增强了大轰炸历史现场感，也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情感、人道情怀和全球意识等意识形态倾向。其中的“恋爱”不仅是一种重叙历史的修辞方法，而且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因而也就具有了双重叙事功效。
在创新中前行
尽管如此，《重庆之眼》在对“革命”与“恋爱”两大元素进行融合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裂痕。
首先，从革命战争视角来看，小说对蔺佩瑶过于密集的爱情叙写，冲淡了人们对战争带来血腥、残忍的恐惧。蔺佩瑶在学生时代也参加了爱国捐款运动，战后也参加了对日索赔行动，但蔺佩瑶结婚后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她是生活化的女人。在蔺佩瑶身上，儿女情长似乎比家国民族要紧，私人生活似乎比民族独立更为重要，她对情人刘云翔的担忧远远胜过对战争灾难的担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蔺佩瑶一心想着自己的儿女私情，她主动向刘云翔投怀送抱，和刘云翔私奔延安，而到延安的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爱情，革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种点缀。因而，对蔺佩瑶的爱情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控诉，也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革命意识形态表现力度。但从日常生活与人性的视角来看，蔺佩瑶的这种性格缺陷，恰恰是符合人性的真实和世俗生活真实的叙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缺陷恰恰抵达了历史的和人性的真实。因而从革命与人性两种不同视角审视小说情节人物的时候，难免出现叙事裂痕，而这样的叙事裂痕正是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自身难以消除的叙事缺陷。
虽然有所创新，但是叙事裂痕难以弥补
其次，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家长的干预。无论是蔺与刘的分离，还是蔺与邓的结合，都与传统的封建婚恋观相关。传统婚恋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三人婚恋悲剧的首要推手。因而就小说的叙事逻辑而言，日本大轰炸并非小说主人公蔺佩瑶等人婚恋悲剧的主要原因，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战争残忍与灾难性的揭示，或者说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在揭示大轰炸带来的苦难与悲剧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封建家长对男女爱情阻挠的文学传统由来已久
再次，历史既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概念或者抽象的符号记录，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众多生命个体综合而成的鲜活世界，宏大的历史叙事也应该是众多个体故事的纠缠与综合。范稳在《重庆之眼》中采取“革命”加“恋爱”的结构模式，其中的主要人物是“英雄”“美女”或“才子”“佳人”，因而缺少了对底层民众直接叙事，底层民众在小说中只是一些笼统模糊的概念，与作为战斗英雄的刘云翔、作为官二代的蔺佩瑶、作为商二代的邓子儒相比，尽管底层民众的遭遇更加不幸与惨烈，但小说却没有发出他们的声音。因而《重庆之眼》在对受害民众的悲剧性呈现方面还存在着叙事视角上的盲区，这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或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忽视了战争中比重最大的普通民众
范稳通过对“革命”与“恋爱”两大要素的恰当调配，重新开启了“革命”加“恋爱”的叙事大门，使“革命”与“恋爱”两大叙事元素交相融合，也使“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民族复兴的历史大潮之中得到了创新性应用，从而使历史叙事与时代精神以及大国崛起的历史趋势相应和。可以说《重庆之眼》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文学元素重新焕发出了新的艺术魅力。
注释：
[1]海登·怀特：《历史中的阐释》,《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诺恩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杜1998年版，第97页。
[3]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第四卷第一号,1935年1月1日。
[4]郑坚：《革命的现代性与“恋爱”的现代性——“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话语分析》，《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5]邵明：《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策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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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高会，四川邻水人，博士，副教授。现任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专著《诗意的招魂：中国当代诗化小说研究》，并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现代文学丛刊》《北方论丛》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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